４月９日， “著名教授论坛”讲座第二十一讲“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人物（Ibsen’s Women）”在北校区一教２０１开讲。挪威奥斯陆大学资深教授、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Knut Brynhildsvoll结合易卜生所处的时代背景，分析其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，并与同时期的中国女性进行比较。他还介绍了易卜生研究现状、中国的研究以及在世界的影响力，令同学们受益非浅。

围墙内挣扎：鲜明的时代女性形象

　　文学来源于现实。Knut选择立足当时的时代，阐述易卜生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，并深入研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。在易卜生所处的时代，19世纪中后期的挪威，女性备受社会的歧视，不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。她们的社会生活只限于家庭范围内。

Knut引用作品，剖析易卜生笔下的女性

　　Knut指出，易卜生作品的线索之一是向读者展现围墙内女性的生活，反映她们徘徊和挣扎的内心世界。易卜生的作品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现实，婚姻不是爱情的结合，而是成为女性生存的保障。因此，在经济、生活、精神等各方面，她们只能依赖于丈夫。Knut具体以《A Doll’s House》 《The Lady from the Sea》等作品来论证这个观点，“以《Ghost》为例，女性在家庭中是受排斥的，即使是强悍的女性也要改变对生活的态度，而《Rosmersholm》等作品则透视出，她们所拥有的，除了美丽的外表，就只剩下毫无意义的生活”。

冲破了围墙：娜拉们出走后的思考
　　
Knut谈到，挪威的女性直到1907年获得地方性选举的投票权，1913年可以参与全国性选举，这是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。娜拉的出走，象征着易卜生作品中女性反抗的转折性变化。《A Doll’s House》（《玩偶之家》）是易卜生闻名于世的剧本，它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而决裂的过程，暴露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，进而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，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。

　　Knut总结说，娜拉从安于玩偶之家到坚决出走的过程是妇女觉醒的艰苦历程。出走了的娜拉走向何方，她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哪里，连易卜生也无法回答，但易卜生对妇女解放的心理过程的刻划意义已十分重大。 Knut提出，解除婚姻压力的主要前提是废除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的霸权地位。只有这样，两性才能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平等地位，维持婚姻的美满，社会的安定。

“娜拉”在中国：易卜生对中国文坛的影响

　　　Knut教授还特别提到易卜生作品对中国文坛的影响。易卜生的作品在1912年开始传入中国，并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产生具大影响。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启发了中国的现代作家们创作了一系列“问题小说”，其中有曹禺的代表作《雷雨》。

　　提及中国女性的解放历程，Knut认为是一种“great progress”，他把秋谨称为“中国的娜拉（Chinese Nora）”。《辛丑条约》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，秋谨亲身经历了这一剧变，毅然离开家庭，投奔革命。这一举动为女性解放史添上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笔。

陈建平副校长赠送纪念品

　　现场听众反应热烈，积极提问。讲座结束后， Knut与同学交流有关妇女姓氏在婚前婚后的变化问题。Knut教授向同学推荐了这方面的书籍，希望大家对女性婚前婚后的姓氏的改变的意义有进一步的了解。

Knut Brynhildsvoll简介：

　　Knut Brynhildsvoll是挪威奥斯陆大学资深教授，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，曾担任德国科隆大学北欧文学客座教授，长期从事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（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）的研究，曾用挪威语、德语、英语出版和发表论著近10部（Documentary Theatre, Hanns Henny Jahnn and Henrik Ibsen, Studies on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and Their Influence, The Literary Space: Concepts and Drafts, Knut Hamsun’s Antipsychological Novel Writing）、论文200多篇，在国际易卜生研究领域是知名的专家学者。他还担任《易卜生研究》、《外国文学研究》、Studia Scandinavica, Gdansk, Poland等杂志的主编和编委，主编学术丛刊数种。